| 每年１２月１日都是“世界艾滋病日”，在今年这个日子来临之际，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群体——农民工，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。他们大多是壮年男子，担负着城市建设的重任；他们远离家人，群居一处；他们除了工作，没有什么休闲活动。在艾滋病传播三大途径——血液、性、母婴传播中，性传播呈不断上升之势。在１１月２２日卫生部公布的我国１—１０月艾滋病病毒（ＨＩＶ）感染个例中，通过性传播的占２８％，仅次于吸毒传播居第二位，但远远超过了５.１％的采供血传播和１.４％的母婴传播。１１月２０日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最近一年北京市新增HIV感染者中，有2６.７%是因高危性行为而感染的。而这种高危性行为中，农民工成了首要人群。饥渴的眼神和“民工性犯罪”事件，更让一些人“谈民工色变”。那么，民工的性健康状况到底如何？对于性问题，他们究竟压抑多一些，还是混乱多一些？《生命时报》记者历时半个多月，对农民工的性健康状况进行了一番探查，结果发现，我们了解的事实远比之前想象的更令人担忧。 “一到晚上特别闷得慌” １１月１７日１８时３０分左右，夜幕已经悄然降临。陈大同（化名）收了工，怔怔地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径直走到水龙头前，劈头盖脸冲了一阵。胡乱地擦了把脸上的水珠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，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想老婆，“白天干活累，啥都顾不上，一到晚上，特别闷得慌。”今年29岁的陈大同8年前跟同乡从河南老家进了城，成了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。从今年年初到现在，他一次家都没有回过。老婆倒是来过一次，夫妻俩出去临时租了间200元钱一个月的房子。“有老婆陪着，花点钱也值！就是时间短了点。” 陈大同所在的工程队负责修桥，目前接手的是北京朝阳区大望路附近的一座高架桥，临时搭建的民工生活区就在工地旁边。记者走进生活区，潮湿发霉和汗臭混杂的呛鼻味道扑面而来。在这间通风不好的工棚里，摆着9张上下铺，被褥胡乱堆放着，有的床上还扔着几张报纸，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洗漱用品。屋子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脑。 据了解，在这里干活的农民工平均年龄30岁出头，多数结了婚，把老婆留在家里就出来了。有的家里还有地，农忙时回去干两天活，顺便享受“二人世界”。这个年龄段的男人，正是对性生活需求旺盛的阶段。但对他们来说，本能的需求成了昂贵的奢侈品。“从我老婆走到现在，３个多月了，我没沾过女人。”离家8年，用陈大同自己的话说：“习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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